时值秋风送爽，丹桂飘香的季节；时值玉米泛黄流金，枣儿枝头泛红的时候。母亲从遥远的山那头稍来话说，本家亲戚结婚，让我回家贺喜。那一晚，住在生我养我的农家小院里，夜虽然已经很深，母亲已然熟睡，我却久久不能入眠。躺在床上，不用抬头，透过诺大的玻璃窗，就能看见深邃高远的天空上，悬挂着那轮仿佛被母亲用手绢仔细擦拭过的圆月，光华耀眼，清辉四射，那一抹如水一样的月光从窗户流进来，碎了一地的银子，满了一屋子的柔和。农家小院的夜晚，没有大城市晚上昼夜不息的喧嚣和灯火，有的是柔风呢喃，树影婆娑，虫儿啾啾。就在我万般沉醉和痴迷时，一声声富有节奏，颇为熟悉的蟋蟀鸣叫声从夜间传来，响彻在院落的四周，回荡在我枕头的耳畔，让我莫以名状的兴奋和悸动。是当年的那只蟋蟀吗？是曾经伴我入眠，看我成长，听我诉说，见证岁月苦难的那只老蟋蟀吗？
那一声声清脆的鸣叫，恍若多年未见老朋友的深情问[/sanwen/' target='_blank'>
散文集.www.}候，让我拾起记忆的碎片，拼凑成了一幅岁月跌宕起伏的画卷舒展开来！
那一年，蟋蟀与我童年共欢乐
70后的我，出生在一个充满着土、苦、穷底色的时代。三世同堂住在雨破土坯房里，和本家的几位叔婶挤在一个尘满大杂院内。每天早上、中午两顿饭，吃的是红薯汤、玉米糊，就着的是红薯干，腌咸菜。每当饭点的时候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我们姊妹四个，共八个人围坐在一个大饭桌上，吃饭的时候，就听得喝稀饭，咂嘴巴的震天响，夹菜的时候，我们兄妹几个筷子伸出去的长度和力度，以及频率，都要看爷爷的脸色，是否严厉，然后斟酌定量夹多夹少。那年月，一年四季喝的是黄河水，甚至家家有水窖，储藏雨水，沉淀过后洗衣做饭。为这，公派的
教师不愿来俺村，外村的媳妇不愿嫁俺哥；特别是在干旱之年，为了到邻村拉一桶水，常常打架，硝烟四起。为了一口吃食，妈妈不顾大家闺秀的矜持，和同村妇女一起外出“偷苜蓿”；爸爸不管不顾压力山大般的摸黑扶犁赶大早，带月荷锄深夜归。我们穿的衣服，是姐姐穿过了，大哥穿，大哥穿过了，二哥穿；二哥穿过了，才轮到我，真是衣服裁了又裁，改了又改，洗了又洗，补了又补。那个年代，彻底把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把我也变成了一个“纯粹的人，朴素的人，脱离了追求物质享受低级趣味的人”。那时穿的、盖得，铺的都是妈妈一梭子一梭子用织布机织出来的。然后用煮黑煮蓝把布染色，用棒槌一棒槌一棒槌去捶打浆洗，那声音从村东头能听到村西头，直至浆洗成当下城里人所说的纯棉，由此成为那个年代“上蓝衣服下黑裤”的主流色。那个时候学校里的记忆永不磨灭：漏风的教室，纸糊的窗户，讲台上颜色分不清是灰色还是黑色的水泥黑板，唯一的一座只冒烟不冒火的炉子，我们就趴在冷入骨髓的石头条桌上，夜晚就着自制煤油灯微弱的灯火上自习，四个年级混搭的课堂秩序混乱而又热闹……那个时候的冬天特冷，上学特冻，冬天特长。那时候的人们都直不起腰来，也许太过寒冷，尽管身上穿的就像《红高粱》里面拍的“爷爷奶奶”的灯笼裤，厚棉袄，但里面是实在没一块新棉花，都是旧套子，厚度够厚，温度不行。一个一个走在路上，都是缩着脖子，鞠楼着腰身，两手穿在袖子里。我们小学生在学校里一双小手冻得像发酵的馒头，大多数流脓破裂（我至今手上仍留有历史的伤疤），却浑然不觉。下课了，聪明的农村孩子为了去除刺入肌骨的寒冷，就玩“挤呦呦”游戏，数十个孩子一起喊着号子在墙角里如长龙一样疯狂的挤压，挤出去的排在最后面再次往前边挤。寒冷的冬天，是我们孩子最难熬过的时期。冬天里最有意义的事就盼着过年，从进了腊月门就开始扳着指头数日子，盼着母亲给一家老小添过年的新衣裳，年二十三，盼着糖瓜儿粘上牙、忙忙活活帮忙扫房子、糊窗户，贴窗花；年二十六盼着置年货，买鞭炮；年二十七小伙伴们村东头爆玉米花，村西头围着看杀猪；年二十九，把风箱拉的啪啪响，开始蒸馒头；年三十晚儿在不少的讲究中，全家要彻夜不眠、点灯围炉“守岁”。从掌灯时分入席，年夜饭要慢慢地吃到到深夜。吃完年夜饭，全家围炉而坐，一边吃糖果点心，一边追想先祖功德，回味创业艰辛，反思成败得失，憧憬来年日子。大年初一满村转，见谁都笑脸，四邻五舍忙拜年……春夏之交的季节，是孩子们疯长的季节。尽管那时候贫穷的没有玩具，最高级别就是自制的用刀削的木手枪，最有实力的就是滚铁环。那时大多数孩子就玩“甩泥巴”、丢沙包、老鹰捉小鸡、“顶牛”、“踢房子”、“打拐”等没有含金量的游戏。但那山沟的野兔子，那田野里的野葡萄，那树梢的雀雀和蝉，那山崖上的映山红、酸枣枣都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事情。特别是捉蟋蟀成为我们男孩子时期的主旋律，看谁捉得个大、英武，叫得好听。那个时候，我对蟋蟀有了痴迷的感觉，放学捉，放假捉，甚至旷课加班捉，捉的多了，就有了经验。看地形，就能知道哪里有猎物，光听声音，就能判断其大小，辨别其优劣，因为蟋蟀，我成了孩子王。每当看到被周围一些同龄人羡慕者，崇拜者，羡慕嫉妒恨着的时候，心里好不得意。可惜，好景不长。那年月，为养活全家老小而被压弯了腰的父亲，史无前例的发怒了。认为我是没心没肺，玩物丧志。不仅对我严厉处罚，而且遣散了我所有的蟋蟀，被四处流放在院子的每个角落。那一夜，我肝肠寸断，泪如泉涌。直到听到了蟋蟀从院落传来“啾啾”一声声心灵的问候，我才破涕为笑。从此，每天晚上，我都习惯了听蟋蟀的诉说，与蟋蟀对话，那声音伴我入眠，随我成长。
那一年，蟋蟀与我个子共成长
岁月不因为人的贫穷而停止，社会也不因国家暂时的困难而不前。那一年，大姐出嫁了，全村的本家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的送嫁；那一年，大哥要成家了。女方代表来“视察”，隆重的提出了自行车，手表，缝纫机，收音机等“四大件”一件不能缺，不容置疑的要求配齐“高低床、三门橱、五斗橱、梳妆台、沙发、四个凳子”等等“三十六条腿”。一条腿也不能少。那一年，二哥成婚了。八十年代中期，随着国家经济开始复苏，计划供应逐渐放松，商品在国营商店的货柜上慢慢丰富起来，一些原本人们熟悉的收音机、缝纫机、手表、自行车所谓的老四大件，被黑白电视机、收录机、单桶洗衣机、电风扇等新四大件所充实成为八大件。那一年，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炸响以后，大人们的粮仓满起来了，腰杆子挺起来了，脸上积累多年的愁容舒展起来了。那时候，虽然腰包还没鼓起来，但人们的精神头很足，心情不错。妈妈也慷慨起来了，白面馒头，油泼辣子管饱吃。随着我们饭量大起来了，各种营养跟上来了，我们的个子也高起来了。逐渐的淡出了大人们的视野，开始步行五公里，去较远的公社中学求学。那时候真是快乐，虽然学校依然艰苦，食堂的饭菜极其简单，但教学环境、桌椅、教具都很规范，操场，篮球场应由具有。早上迎着朝阳，背着妈妈给准备一天的干粮出发；晚上伴着星辰，背着书包和四处搜罗的小说月刊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十月》等等。做完作业看小说，看完小说，听蟋蟀唱歌，在寂静的夜晚把快乐与学习的收获与那只老蟋蟀一同分享。那时候的晚上听蟋蟀唱歌，就像听那个“扬鞭催马运粮忙”的曲调，欢快喜庆。在那只老蟋蟀的歌吟中，随着云卷云舒，潮起潮落的不断变迁中，家里的饭菜逐步丰富起来，添加新衣服不再是梦想，吃、穿、住得以彻底改变。半导体收音机梅兰芳的《说岳全传》，王刚的《夜幕下哈尔滨》再也锁不住我们年轻的心；夹着小马扎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看着露天电影，大声调侃着“不是国军无能，是共军太狡猾了”；“张军长，看在党国的份上，拉兄弟一把吧”贫穷而欢乐的心情。那时候即使农村大姑娘、小伙儿谈恋爱，也时兴进电影院了。那时候大街小巷被双卡录音机吼得震天响，一曲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火遍了大江南北，《小虎队》更是疯狂了一代年轻人的心。喇叭裤、花格子衬衫，长头发迅速颠覆了老一辈人审美的视野，追着那些年轻人们跳街骂娘。霹雳舞、迪斯科风靡神州上下。到了80年代后期，我们看电视不在翻墙爬树，虽然是黑白电视机，也慢慢进入了寻常百姓家，忙碌完一年的一家人，四世同堂围坐在电视机旁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，欣赏着“陈佩斯、朱时茂”《吃面条》的小品，醉心于李谷一《难忘今宵》的优美旋律里，那肆无忌惮的笑声响彻华夏一片，那时候中央电视台要采访群众的幸福指数，可以说是百分之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