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，武汉88岁老人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，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。
1小时后，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。有媒体称，这是道德滑坡。但从深层次来看，这涉及到如何建立抑恶扬善的社会氛围和相应的制度保障，有关制度，无关道德，诚如有关评论所说，“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并非道德退步”。
邓小平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一文中曾经说过：“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，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、作风有关，但是组织制度、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。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会走向反面。”笔者以为，邓小平这一思想，不但适合政治建设，也同样适合法制建设、文化建设、道德建设等等。
实际情况的确如此，“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”。关于老人摔倒“扶不扶”，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“彭宇案”带来的恐惧感。法院判决的模棱两可至今仍为人诟病。彭宇案判决书使用了“从常理分析”、“更符合实际的做法”、“与情理相悖”之类的措辞，主审法官甚至用“ 如果不是你撞得，你为什么要去扶她?”来判断彭宇之责。而许云鹤案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，用了“必然”、“定然”等主观判断，来做过错推定。而颇具戏剧性的是，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彬、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伤的老太太，事后被诬为“肇事者”，所兴车上装了监控探头，才得以自证清白。
一个时期以来，各地频频出现好心助人却反遭讹诈的事例，实际上是相关法规的不完善造成的。我们虽然大力倡导见义勇为，但在道德和法律博弈中，却让全社会出现了“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，就不敢做好事”的窘境。此次武汉88岁老人的不幸遭遇，无疑是最好的例证。在一定程度上说，是相关制度扼杀了人们见义勇为、扶危济困的良知。
众所周知，扶危济困、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人的本能。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，亚圣孟子曾经说过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”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”这就是说，这种“不忍人之心”、 “恻隐之心”、同情心每个人都有。
毋庸置疑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颗道德的种子，都有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的良知，但如何让种子发芽并茁壮成长，要靠整个社会的氛围，更需要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“护航”。让救人者解除后顾之忧，扶危济困就会巍然成风。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，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